《The Brutalist》——美學與資本主義的衝突

《The Brutalist》是一部由布Brady Corbet執導，艾哲倫·保迪（Adrien Brody）、菲莉絲·鍾斯（Felicity Jones）及佳皮雅斯（Guy Pearce）主演的電影。這部片長達3小時35分鐘的電影在威尼斯影展贏得最佳導演獎，並讓艾哲倫·保迪憑藉精湛演技摘下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影片以引人入勝的敘事和深邃的主題探討，吸引觀眾沉浸於其獨特的世界。本文將聚焦於電影中粗獷派建築美學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分析其文化意義、視覺語言及角色塑造，並探討電影對當代社會的啟示。《The Brutalist》講述了匈牙利裔猶太建築師 László Toth（艾哲倫·保迪飾）在二戰大屠殺後移居美國，試圖在異鄉重建生活的故事。Toth 曾是布達佩斯知名的建築師，卻在美國淪為搬煤工人，直到富商 Harrison Lee Van Buren（佳皮雅斯飾）委託他設計一座私人會堂——Van Buren Institute，他才重燃希望。然而，Toth 的理想主義設計與 Van Buren 的商業需求產生激烈衝突，迫使他在藝術追求與現實壓力間掙扎。同時，他還要面對妻子 Erzsébet（菲莉絲·鍾斯飾）的重病及文化隔閡帶來的挑戰。這一故事不僅是個人奮鬥的縮影，更映射了更廣泛的社會議粗獷派建築（Brutalism）以裸露的混凝土結構、功能至上的設計及對材料真實性的強調聞名，誕生於戰後重建時期，旨在以經濟、實用的方式重塑城市。然而，這種美學理念與資本主義追求市場吸引力和利潤的目標存在根本矛盾。《The Brutalist》通過 Toth 與 Van Buren 的對立，生動呈現了這一衝突。Toth 堅持粗獷派的設計原則，強調建築的社會功能和材料的本真性，而 Van Buren 則要求加入金箔和華麗裝飾，以提升建築的商業價值。這種矛盾反映了藝術家與贊助人之間的經典衝突：前者追求理想，後者追求利益。電影中，Van Buren Institute 的十字形負空間和裸露混凝土結構成為 Toth 藝術視野的象徵，但也突顯了與商業需求的緊張關係。根據《紐約時報》報導，電影的製作設計師 Judy Becker 精心打造了這些場景，使其成為主題表達的核心載體。歷史上，粗獷派建築也常因冷峻外觀和高昂維護成本而受到批評。例如，波士頓市政廳等標誌性建築被稱為「混凝土怪物」，因公眾反感和經濟壓力而面臨改造或拆除的命運。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對短期利潤的追求，往往犧牲了建築的長期價值和文化意義。《The Brutalist》將這一歷史背景融入劇情，讓觀眾重新思考美學與商業的博弈。文化與社會意義《The Brutalist》不僅是一部關於建築的電影，更通過建築象徵更廣泛的社會議題。Toth 作為一名猶太移民，面臨文化隔閡和歧視，電影中 Van Buren 嘲笑他的口音並以銀幣羞辱他的場景，凸顯了上流社會對新移民的剝削與輕視。這與現實中移民的艱難經歷相呼應，提醒觀眾資本主義如何利用弱勢群體的才華，卻剝奪他們的尊嚴。此外，電影還探討了藝術家在商業壓力下的困境。Toth 為實現理想，不得不忍受 Van Buren 的欺凌和精神折磨，這種犧牲讓人反思：藝術的價值是否應屈從於市場需求？影片未給出明確答案，而是通過 Toth 的掙扎，引發觀眾對這一問題的深思。這一主題不僅限於建築領域，更觸及現代社會中個人理想與系統壓力的普遍衝突。視覺語言與美學表達《The Brutalist》的視覺語言是其成功的關鍵之一。導演運用低飽和度的色調和廣角鏡頭，捕捉了粗獷派建築的冷峻美學與壓迫感。例如，Van Buren Institute 的場景中，混凝土表面的裂縫與光影交錯，彷彿訴說著 Toth 的內心掙扎。電影還通過對大理石礦場的詭異描繪，營造出恐怖片般的氛圍，預示著 Toth 即將面臨的危機。這種視覺風格不僅強化了主題表達，也讓觀眾對粗獷派建築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儘管一些建築評論家認為電影對粗獷派的呈現過於戲劇化，未完全反映其歷史精髓，但無可否認，電影成功將建築作為情感和象徵的載體，深化了故事的內涵。這種視覺語言與主題的融合，使《The Brutalist》在藝術性上脫穎而出。角色塑造與演員表現艾哲倫·保迪的表演是《The Brutalist》的一大亮點。他將 Toth 從內斂壓抑到偏執暴躁的轉變演繹得淋漓盡致，展現了理想主義者在現實壓力下的心理崩潰。他的堅持與妥協，讓觀眾感受到角色的無奈與掙扎，這也是他贏得奧斯卡影帝的關鍵。佳皮雅斯飾演的 Van Buren 則是資本主義的化身，他的喜怒無常和對 Toth 的欺凌，凸顯了權力與財富的腐敗。兩位演員的對手戲充滿張力，為電影增添了戲劇性。菲莉絲·鍾斯飾演的 Erzsébet 為 Toth 提供了情感支撐，她的病情和最終命運進一步加深了故事的悲劇色彩。三位主演的精湛演出，共同支撐起電影的情感核心。比較與對照若與假想的《粗獷派建築師》比較，《The Brutalist》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對個人經歷和社會批判的關注。假想的《粗獷派建築師》或聚焦於建築師與公共項目的鬥爭，而《The Brutalist》則通過私人委託，揭示資本主義如何滲透到個人創作中。此外，電影在建築界引發爭議，一些評論家認為其對粗獷派的呈現過於誇張，但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它將建築作為象徵，探討更廣泛的文化與社會議題。《The Brutalist》是一部視覺震撼、情感豐富的電影，成功呈現了粗獷派建築美學與資本主義的衝突。通過 Toth 的故事，影片不僅探討了藝術與商業的矛盾，還觸及了移民經歷、階級差異和社會不公等深層次議題。儘管其在建築界的爭議不容忽視，但電影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反思建築與社會價值的機會。在當今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The Brutalist》提醒我們，建築不僅是功能性容器，更是承載人類理想與情感的載體，值得我們重新審視與珍惜。

在大角咀偶遇的隱形遊樂場

每個星期六，因為要湊女兒去合唱團，所以總會踏足大角咀這個地方。對於我這個區外人來說，在等待放學的一小時裡，逛逛這個舊區的每個角落，任何事情也是新奇有趣的。 因為女兒在母親節有表演，今個星期的操練比平日加長一小時，結果多出來的時間，就讓我在晏架街遊樂場巧遇一個神奇的「真．臨時遊樂場」！ 平日介紹的文化藝術活動，都是收到公關邀請才報道的，這次卻真的是意外遇上，就在我行入晏架街遊樂場借廁所時，被一張設計特別的海報吸引了視線：原來香港藝術中心特別在這個社區空間，搭建三次「真．臨時遊樂場」（26/4、1/5及18/5），用的全部是從大角咀區內收集的舊物料，例如用舊衫改造而成的「跳大繩」，又或是用零食袋創 我最欣賞的是《大角咀駕駛學院》，聽現場義工講，邀請了大角咀銘基書院的12位學生，將回收來的傢俬改造成木頭車，木頭車靠電池推動，可以自由地在場內「駕駛」，不要說小朋友，即使是大朋友也想「遊車河」（工作人員說成年人確實是可以坐的），雖說是「真．臨時遊樂場」，但不代表製作簡單，每樣展品也是花盡心思去創作的，策展人的願望 另一個吸引我看了很久的，是藝術家將學校回收到的舊枱，改造成一張搖搖椅，讓大家可以坐上去漫無目的地搖一會，你可能會覺得很無聊，但學校書枱真的是一種集體回憶，坐在上面憶起童年你與誰渡過，暫時放空遠離生活煩惱，也不失是件樂事！  對於這類upcycling（將舊物升級再造）的概念，我本來興趣不大的，有時甚至覺得是為環保而環保，但原來只要加入趣味，將整件事變得好玩，這個升級再造又好像多了一層意義，我希望參加今次活動的街坊也是這樣想！

電影閒聊(六) 從《看我今天怎麼說》看議題電影在香港

《看我今天怎麼說》女主角鍾雪瑩早於第六十一屆金馬獎獲頒最佳女主角，在第四十三屆金像獎失落最佳女主角一位更讓人惋惜，寧願沒有獎項，別人為你不值，也不要拿了獎，但別人覺得你不值得。但在為鍾雪瑩那渾然天成的演出可惜的同時，《看我今天怎麼說》空手也揭露了香港議題電影面對的難關。如杜其峯所說，議題電影就似《獅子山下》，但怎樣在關心社會同時，有其藝術性，呈現電影張力，才能信服觀眾。 依我看，《看我今天怎麼說》絕對有用自己的電影語言去描繪聾人的世界，先不說電影音效讓我等聽人體會到聾人會「聽到」什麼，正如常有人問，盲人是否就是看到漆黑一片，而答案卻是「空洞」、「無」等理解不能的答案，《看我今天怎麼說》就用其音

100億王朝JPFX之揭秘 (6)： 關於幣少爺 by 于日辰

上次見阿傑已經係三年前嘅事，當年因為佢係我哋公司大客所以受我哋邀請上嚟商談業務發展，佢嗰陣主力做礦機買賣生意 (即高運算桌面電腦) 但有別於一般比特幣礦場，佢嗰四個礦場主力唔係做掘礦生意而係向雲端公司提供儲存空間，礦機銷售對象為普羅大眾，除咗佢自己嗰五十部礦機之外其餘都係客戶名下持有，運作有啲似傳銷業嘅層壓式推銷，佢以一個價錢賣一部礦機俾A並收取月費幫A管理礦機保養同運作，A嗰部礦機除咗有機會掘到比特幣之外 (其實只係宣傳策略) 仲會因為提供儲存空間而定期收到若干回贈，只要A轉介到B同C投資礦機，A就會得到若干佣金如此類推。聽講一部礦機售價為港幣十六萬而佢已經有接近二百位客戶。因為佢嘅礦場係以

真 · 教宗選戰之教宗選舉為何要「完全封閉」？

近期，教宗方濟各辭世引發全球關注，去年上映的《教宗選戰》竟成現實。教宗方濟各在今日於梵蒂岡聖伯多祿場舉行，有二十多萬人到達送別，可見其影響力。教宗制度作為天主教的核心權威，在世紀初開始續漸成形，直到今時今日，羅馬主教這個角色仍然負起帶領全球天主教會的重任。 早期基督宗教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架構，在第一世紀，教會組織是由傳道到各地的使徒、長老各自領導，各個地方教會都平等自主。然而去到第二個世紀，由於異端的逼迫，教會形成了一個明確的三重職制，分別是主教、長老、執事。當時主教制度逐漸成形，主教成為地方教會的唯一領袖，並強調要由使徒繼承。 之後第三、四世紀隨著羅馬帝國行政區劃的影響，教會訂立了省會 在中世紀時，「兩劍論」的爭議不斷，在面對教會與王權雙重權威 當時的教宗堅持要擺脫俗人的干預，堅持教宗要由自己人選出，而